「婦女的政治機會結構析論」

對於婦女在選舉政治中長期居於劣勢與被邊緣化的成因，普遍可由社會供給面以及政治需求面加以解釋（Randall，1987）。供給面因素要強調客觀條件與主觀意願，使得少數女性願意主動從事政治工作。而在需求面，則強調政治環境中，不論是由選民、政黨、或是政治制度的設計來觀察，都未能製造出有力於女性從政的需求。

情境解釋認為女性之所以不熱衷於政治參與，主要受到其生命經驗的影響使然，過去的研究便發現女性政治人物比男性政治人物，更加重視其家庭照顧的工作，因而影響女性政治人物政治參與的意願（女性從政者大多年紀較大或是單身居多）。與情境論者相近的是的解釋是政治社會化或是角色衝突的觀點，此觀點認為傳統社會中男外女內的分工與公私領域的劃分、家庭與學校教育等社會化過程，所形塑的兩性角色，使得婦女傾向於注重在家庭等私領域的發展，卻喪失其公領域的發言機會與意願，女性的社會化的結果將使女人在家庭中的照顧者角色與政治上的權力擁有者角色產生衝突，不利於女性從政（Diamoud,1977 ;Epstein, 1981; Kirkpatrick,1974; Caroll,1985）。

而社會結構或是社經資源論者則認為，女性低度政治參與的原因，主要來自於女性在決定社經地位高低與資源多寡的教育與職業的發展上落後於男性。過去研究台灣婦女參政的情形，Chou, Clark and Clark (1990)便發現，大多數從政的婦女，大多數具有反社會化（counter-socialization）的背景或是資源，例如來自於政治家族、受過高等教育、本身擁有專業職能等使得她們能突破結構性的性別角色的限制，順利進入政壇。這也就是從社會供給面因素來解釋婦女參政現象的矛盾之一。

其次，社會結構與角色等因素同樣無法有效解釋跨國間婦女參政的差異。以美國為例，其婦運的傳統較台灣的發展來得悠久，且早就有組織化的政治性壓力團體存在，社會上兩性社經地位亦較台灣平等，但實際上其婦女參政人數，除了1992年的Women’s year所帶動的新一波的婦女湧進國會的熱潮外，長期以來，其婦女在國會中所佔的比例不到10％，相較之下，台灣反而婦女參與比例的情況甚於美國。

面對社會供給面各種解釋的盲點，學者轉向尋求政治需求面本身的解釋，亦即當合格的女性候選人出現時，整個政治結構是否能有效的吸納這樣的人才，是否提供適切的機會給予這些女性，學者將之稱為所謂「政治機會結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