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6月24日 星期日

學術:“Does Modernization Breed Revolution?”(Charles Tilly)

現代化理論的形成,主要是因為資本主義興盛起來後,逐漸把整個世界分成「已發展國家」、「發展中國家」、以及「未開發國家」。而發展中國家多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甚至部分國家極為貧窮動亂,只能稱為低度發展國家。二次大戰後,便進入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為了遏止蘇聯勢力擴張,便設法援助這些開發中國家,同時增強美國的影響力。因此形成一股研究研究第三世界國家的風潮,這也帶動討論如何才能發展以進入已開發國家。簡單地說,現代化理論隱含著一些概念,如:傳統/現代、落後/進步、停滯/發展等相對概念;而這其中已經隱含一個假設;就是已發展國家就是現代的、進步的和發展的,特別是美國。此外,這也顯出受到進化論的影響:認為人類社會是一個持續發展的狀態,由單純走向複雜,並從原始走向文明。

然而,發展現代化理論之後,在這些新興國家卻引起另一個問題;那便是國家變遷的途徑有哪些?是從社會變遷而來?還是從國家上層結構而來?在此主要是針對Tilly的文章作探討,雖然這篇文章將焦點放在「革命」。作者首先描述了西西里島革命經驗(追求獨立自治),之後提出一個大哉問--「現代化會產生革命嗎」?在何種社會條件下,革命行動會產生?革命的成功與失敗又是受制於何種條件?革命所帶來的社會變遷又是如何?這牽涉到現代化理論本身的模糊性,以及其帶有「偏見」(tendentious)的概念,而革命也是具爭論的字眼。而作者對這所下的定義是關注於革命所帶有的「暴力、不穩定」的政治衝突,而非探討革命的正當性。換言之,這裡的革命並非只是狹隘的流血暴動。

其次,作者注意到所謂「產生(breed)」是指大規模的結構性轉變;這涉及到歐洲革命的變化-受到18世紀的法國大革命以及19世紀工業革命(工業化)的影響。例如:中產階級的產生,帶來了不同角度對自由主義、民族主義以及社會改革的看法。此外,作者認為這有三點不同之處:1.革命是為了直接回應受壓制的結構變化,這看法是錯誤的;而是結構的改變影響心理層面,心理層面指導著行動,行動(action)又產生出進一步的結構轉變。例如:歐洲工業化是起於自由政制的建立,而產生出擴充自由貿易的行動。2.大規模的變化是透過權力結構來運作,特別是具有組織與利用資源的權力。3.衝突的產生也能影響主要政治系統的參與者,以制訂或拒決重要權力結構的主張。

其次,比較Huntington與Tilly的看法。Huntington認為假使民眾對參與政治的期望超過一個國家政治參與的制度程序所能提供者時,這類無法滿足的需求可能導致民眾反政府行動的爆發。換言之,當政治制度化的歷程過於緩慢時,而相對於大規模的社會變遷時,便有所謂「衝突」的產生。然而,Tilly認為暴動並非最常發生於受剝奪之際;甚至在“失衡”狀況下也並不特別常見(例如快速都市化或工業化時)。相反地,只要團體組織有能力去捍衛自己的利益時,才可能有衝突;而這些機會是取決於權力結構中的權力平衡的變動。例如:提利的「資源動員」(resources mobilization)的主張,即一旦在經濟或政治問題上產生衝突時,群眾抗議的發生決定於:現有政權及其支持者的資源,以及反政權者所擁有的行動能力與範圍之比較。

最後,歸結Tilly對政治行動的產生所下的定義。可從:情況條件(conditions)、方法工具(means)、與規範價值(norms)來看。所謂情況條件指的是政治制度與政治過程;方法工具是動員的結構如行動組織;規範價值是促使行動展開遂行的基本價值,如民族主義和宗教等意識形態。而作者則是以更整合的觀點來分析集體行動,不單單從心理或是社會學理論的角度分析。然而,所謂大規模的結構變化(人口的成長、工業化、都市化)會造成革命發生的機會,也間接地形成潛在的權力爭奪者、改變政府控制的技術、轉移競爭者與政府資源的利用。

若將Tilly的看法來探討台灣政治與社會的變遷。早期國民黨的統治時期的特色,是利用「黨國體制」與控制民間社會的反抗力量,但也因此使得反對聲音生根於民間社會。直到民進黨的成立,體現出民間力量的緩慢復活,民進黨也開始利用其資源做動員。而又加上台灣社會結構的改變,工業化以及都市化,也促使政治權力上競爭者的出現。換言之,由社會形成對國家的反動,以達到社會的進步,如同Moore所說的由下而上的現代化途徑。

Charles Till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harles_Ti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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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es Tilly (born May 20, 1929) is a well known American sociologist who has written a large number of book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litics, economics and society. Tilly was educated at Harvard and Oxford before teaching at University of Delaware, Harvard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of Toronto,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New School, and Columbia University, where he now is the Joseph L. Buttenwieser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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